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稻 米 传 奇

稻米养育了中国十几亿、地球几十亿人口,而中国几千年来“食米文化”的传承与“稻米之路”的传播,使稻米已远远超越了果腹的意义,成为一种具有民族凝聚力、代表耕作与收获的精神象征,一种基于共同身份认同感的乡情,一种在亚洲地区逐渐形成的独特文化圈。
  定纷止争——稻米驯化者
   上万年前的石器时代,当禾本科的稻米还以野草一样的形态生长在旷野之中时,结出的稻粒就吸引了一批自然的觅食者。最早赶到的是鸟类,它们争相进食掉落在地面的稻粒,引起了人类对野生稻米的注意。野生稻和今天我们所见的人工栽培稻大不相同:前者的稻粒小而黑,稻穗上有防止被觅食而进化出的长芒,里面的米粒很有可能是深红色的;而人工栽培的稻米在成熟的时候饱满金黄,沉甸甸的稻穗让其“低下了谦虚的头”。
   这一“低头”的“美德”完全可以归功于人类栽培技术的一大历史进步。为了最大限度传播繁衍,野生稻的谷粒一旦成熟就会自动脱落。但对于人类的采集与进食来说,他们无法从泥缝中一粒粒将稻粒捡拾起来,所以只能关注还停留在稻穗上那些饱满的部分。经过无数代的人工挑选与栽培,野生稻的传播本能终于被人类改造,形成了成熟以后稻粒也不易脱落的种植群——稻穗低下了谦虚的头,向着人类带来的农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。
   这就是有关旷野里稻子与驯化者的故事。故事的因果关系并无争议,但对于谁是稻米最早驯化者这一问题,世界范围内却一直众说纷纭。
   最早认为水稻栽培起源于印度,学说的提出者是来自瑞士的植物学家阿方斯·德康多尔。
   这种观点使得印度水稻起源论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,直到1917年,中国南方各地发现的稻种数量已与印度不相上下(目前双方登记在册的品种都在5万种左右),水稻原产于中国的发声开始日益响亮起来。
   20世纪70年代,浙江余姚河姆渡村发现的7000年前人工栽培稻遗址里,厚达四五十厘米的碳化稻谷、稻秆和稻叶遗迹被挖掘出土。这一发现备受瞩目,一方面,它推翻了中国稻米由印度传入的说法,证明中国才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;另一方面,人们发现早期的中国在黄土高原地区农耕文明发源较早的同时,其南方也开始早早萌芽了自己的农业文化。
   2011年,美国圣路易大学与纽约大学合作开展了一项水稻DNA基因研究。研究在针对630个水稻基因片段的分析下得出,栽培水稻的起源时间大致在公元前8500年前,地点在长江中下游一带。在这里,野生稻米被驯化为粳稻,中国的粳稻随后由商人和农民传到印度,与恒河流域的野生稻杂交之后变成籼稻,后又传回中国。由此,中国水稻种植起源说算是铁板钉钉,华夏祖先才是最早驯化野生稻的人。
  北传与南下——鱼米之乡
   作为世界上最早人工栽培与烹饪稻米的国家,稻米和我国的民族个性密切相连。中国饮食最基础的特点是将所有食物分成两大类,即“饭”和“菜”,其中“饭”通指谷物,但出现最多的毫无疑问是大米。一顿餐没有了饭就不能视为正餐,类似这样的稻米文化习俗历经千年传递,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。
   孔子也认为米极为名贵。在《论语·阳货》中有一段孔夫子训诲弟子的言语即是:“食夫稻,衣夫锦,于女安乎?”孔夫子时代的北方稻米,有可能是产于南方的稻米由长江流域向北传播,途经江淮平原、江汉平原后才进入华北的黄土区域。这样的稻米可以说是稀有之物,属于只供北方少数贵族享用的美味,因此孔子把稻米和锦缎相提并论,可见前者的珍贵。
   换句话说,虽然今天稻米已经成为中国最广泛的农作物,但回到一开始,稻米的主粮地位并没有今天这么重要。在战国以前,人们习惯将最具有代表性的五种农作物称为“五谷”,分列出来是“麻、黍、稷、麦、菽”。可以看到在这名单上,稻米尚未取得一席之地。
   中国国境广阔、南北气候和自然环境差异也较大,由此而来的作物生长差异也较为明显。2500年前,北方的农业文明里占据主流的是抗旱、耐贫瘠、生长期短、适应性强的黍(黄米)和稷(小米)等作物。稻米的栽培虽然在南方出现较早,但主要受制于落后的南方栽培技术,在长江流域的种植区只呈点状分布,尚未形成气候。
  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,为稻米种植带来勃勃生机。第一次大规模迁移是在西晋后期“永嘉之乱”以后,中原人口纷纷越淮渡江,南朝刘宋初年时,南渡人口已占当时南方总人口的六分之一。唐代“安史之乱”以后掀起了新一波南下的热潮,南方人口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北方。公元1127年,北宋的“靖康之变”,宋室南渡,带来了第三次历史人口南迁高潮。
   南方有广阔的平原,水网密布,适合稻米生长;亚热带季风气候的无霜期长,可栽种双季稻。跟随北方移民一起南下的,还有他们先进的种植技术,这些技术与南方的湿润气候与丰厚土壤一拍即合,大片蛮荒之地变身万顷良田,从此就有了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”的鱼米之乡。经过隋、唐、五代到宋朝的不断经营和开发,江南的稻米逐渐成为维系国力的最重要因素。唐朝之后,五谷的名单变成了“稻、黍(糜子或大黄米)、稷(小米)、麦(小麦)、菽(大豆)”,稻米已经荣登重要农作物的第一名。从此以后,稻米一直遥遥领先,地位难以撼动。
  走出国界——稻米之路
   粮食与人类文明兴衰息息相关。中国稻米的栽种史也是一部经济和文明的发展史。
   从人口历史数据来看,北宋以前中国人口数量从未超过6000万,与之对应的,是从商周时期到汉唐时期中国北粟南稻,粟居首位、稻居其次的格局。而伴随中国历史上几次人口南迁带来的南方土地开发,稻的地位开始超越粟。特别是从11世纪起,源自越南的占城稻传入中国,与本地的晚稻配合成为双季稻,大大增加了南方稻米的产量,宋朝人口也迅速从千万突破亿的大关。随着历史进程中人口的迁徙和流动,以稻米为基础的长江文明与黄河流域的旱作文明(粟作文明)交相辉映,前者逐渐发展出了繁荣的稻米文明。到了清朝末年,南方经济超越北方,国内人口也达到了4亿多。在这些重大转变的背后,稻米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。
   即使放眼世界范围,稻米也不吝为地球上最重要的食物之一——除了南极,稻米种植区几乎遍及几大洲,全球70亿人口中,有将近50%的人以稻米为主食。
   而作为稻米的故乡以及最大的稻米产区,中国的稻作技术和稻米文化也影响了世界。大约3000年前开始,稻米从中国云南出发,向北传递到朝鲜、向南影响至越南,2000年前东传到了日本。中国稻米穿越崇山峻岭、漂洋过海,随后陆续传播到西亚、欧洲等地,最终形成了日本学者渡部忠世在《稻米之路》一书中所说的“稻米之路”。
  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,稻米之路不仅为许多民族带去了食粮,更影响了这些国家人们的饮食习惯、生活习俗,在这个过程中,稻米将中国和整个亚洲连接到一起。不同的国家开始产生了紧密联系,亚洲地区的文化、价值观开始趋同,最终塑造出独特的“稻米文化圈”。
  (摘自《北京日报》文慧/文2019年5月17日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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